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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學者劉凱亮以賭桌形容Chemfun（CF），因為每一個人在CF場合都手執不同資本，換取自己的需要。有人以外表換取藥物，有人以金錢換取私密空間，有人以藥物換取真愛。在賭桌上，每個人都是有贏有輸，有人能夠忍手離場，也有人會輸掉身家。
按字面解讀，Chemfun就是使用藥物（Chemicals）獲得樂趣（Fun），其中一種最重要的樂趣是性愛。以中文翻譯的話，又可以稱為「藥愛」，也即是「用藥性愛」。不管是異性戀或同性戀者，都會有人會用藥助性，但是在男男性接觸者的社群中，逐漸發展出一個專有名詞：Chemfun。用藥性愛是全球現象，在歐美國家以及學術界會稱這種現象為Chemsex，台灣稱為HI-FUN、煙嗨、約嗨，Chemfun則是香港社群的專用名詞。安非他命、冰毒、俗稱迷姦水的G水是主要使用的藥物。
有社會學學者指出，除了性與毒品之外，Chemfun對男同志而言還是一個私密的多功能空間。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，因為社會封閉，香港的男同志社群發展出在「魚塘」尋歡的文化，為何時至今日，社會變得遂漸開放，男同志仍然需要一個如此特殊的空間？甚至成為全球男同志獨有的次文化？除了性愛與藥物之外，還有什麼「樂趣」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男同志？歪腦訪問了有接觸Chemfun的男同志、研究Chemfun的社會學學者、以及提供支援的非牟利機構，嘗試瞭解這個現象在男同志社群流行背後的原因，以及坊間支援的進路。
初嘗Chemfun
下班回家，在巴士上，波仔打開了LGBTQ社群約會應用程序Grindr，想趁明天放假，看看能否約到炮友。他的手指向左掃了一下又一下，終於遇見一個合眼緣的對象：運動身形，陽光膚色。波仔點進他的自我介紹，見到幾個重點詞語都與自己的喜好匹配，沒再細看便傳訊息相約。
對方有一個穩定伴侶，邀請波仔在家中來一場3P。波仔應約，對方一打開門，隨即遞上一個玻璃壺。
「水煙來的。」他神秘一笑，「來一口吧？」 壺蓋上伸出兩條管，一支的末端是一個玻璃球，內有透明物，試管連接著壺身內的液體，一縷縷煙霧正在壺內盤旋。
波仔接過了玻璃壺，心中卻正在慌亂。這個壺，看上去與平日在酒吧見到的水煙壺不太一樣。他擔心自己吸入的是海洛英。那個下午，波仔沒有久留，閒聊一會便藉詞離開。後來，波仔與朋友提起此事，朋友一看對方的Grindr介紹內有雪花、刨冰和雪糕的圖案，隨即笑説：「這對情侶是玩Chemfun。」
這是波仔第一次接觸Chemfun一詞。接下來一星期，波仔始終對那個人念念不忘。傳訊邀約後，對方講明一定要玩Chemfun。即使波仔對此毫無概念，還是答應下來，他心想：玩一次而已，又不會死人。第二次上門，對方遞上同一個玻璃壺。波仔輕輕一吸，吸入了人生第一口「冰」。一瞬間，大腦分泌大量多巴胺，波仔開始飄飄然。對方取來一支針筒，在一個小小玻璃瓶抽取了1 ml無色無味的液體，示意波仔張口喝下去。
沒多久，緊張情緒一掃而空，波仔感覺微醺，體內升起一股按捺不住的性興奮，身體感官變得異常敏感。接下來的兩小時，波仔只想得到性愛，在沒有保險套之下，他享受了前所未有的高潮，釋放了自己也未想像過的野性。
那是一種令人渴望一嘗再嘗的滋味。起初，波仔只是傳訊息給寫明Chemfun的男同志邀約，地點可能是酒店或是對方的住所。後來，波仔也擔當起搞手（host）的角色，自備藥物和物資，邀請他人前來家中作客。
有一天，波仔在Grindr收到一個搞手的訊息，邀請他參加群體的派對，地點是一間酒店。上到房，打開門，放眼望去，是十幾個赤條條的男人，波仔有點不知所措。這段日子，波仔試過一對一，也試過幾P，但是最多隻是四五個人。 搞手見他呆若木雞，先給他遞上一個冰壺，再引領他去浴室洗澡。
藥物很快發揮效用，步出浴室的時候，波仔已經完全進入狀態，相中一個合眼緣的對象。他一隻手搭上對方，對方在一輪熱吻中，然後以撫摸迴應，波仔完美地融入了人群。
踏入Chemfun的圈子已經三年，波仔坦言這是他目前排名首位的娛樂，暫時未打算離場。「玩CF已經一段日子，自然會想與CF的人一起玩，一起嗨，性愛不同步的話會不夠盡興。」訪問這天，在介紹人陪同下，記者獲邀到波仔的住所見面。這位介紹人，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劉凱亮（Sky），他與波仔是在一個Chemfun派對上認識。劉凱亮曾經實地考察，深入訪問30名參與者，並於2014年發表論文，成為本港首個以社會學角度探討Chemfun的學者。
為什麼參加Chemfun的是男同志？
用藥性愛早已於歐美社會的男同性社群間存在，而歐美社會早於2000年代亦有相關研究，亦嘗試以社會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。劉凱亮就讀研究院的時候已經開始研究同志議題，期間發現香港男同志社群興起Chemfun現象，於是一馬當先投入研究。 「我希望減低主流社會對用藥的污名化，推廣緩害的介入手法，協助男同志處理困境。」
近年來，坊間以及政府部門對於Chemfun的討論，主要是圍繞不安全性行為所導致感染愛滋病風險大大增加。研究了Chemfun多年的學者劉凱亮認為，「只是以公共衛生的角度理解Chemfun的話，缺乏了一個同志觀點，政府是不可能透轍理解。」 劉凱亮表示，衛生署只看見愛滋病毒（HIV），禁毒處只看見吸毒者，卻沒有部門看得見議題裏的大笨象：為什麼參加Chemfun的是同志，而且是男同志？
在《香港男同志社群的ChemSex行為研究》報告中，關於參與Chemfun的原因，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自己參與的主因是與性有關，另外亦包括減壓、好奇等心理因為，亦有人是為了社交方面的原因，如找尋伴侶和認識朋友。
「相比起異性戀者，同志特別需要空間。」 劉凱亮指出，社會中的主流家庭、學校、工作環境、影視音樂──「周圍都是直（身邊都是異戀性）。」 作為性／別小眾，假如男同志不想扮直（裝作是異性戀），只能尋找專屬的空間。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，性／別小眾仍然為世所不容，男同志能夠自處的空間就是所謂「魚塘」，即是公廁、公園、天橋底，後來才發展出三溫暖。在成長過程中，男同志發現社會認為同志有罪，男同志的性關係就是愛滋病的代名詞，他們會將這些負面觀點內化到自我形象，引致「內化恐同」，不敢出櫃。
波仔的性啓蒙發生在中二那年，地點是公廁，從此被勾出自己對男人的興趣。那時是九十年代初，波仔就讀男女校，眼見一眾男男女女你儂我儂，在青春期探索自我，他卻不敢聲張，只會暗戀，只會趁體育課更衣時觀察其他男同學的性器官。
「哪會有膽講？」他説。一句話，足以總括他的青春期。
1991年，香港通過將同性性行為除罪化，市面開始有Disco和酒吧正當營運。作為一個中學生，波仔不能去酒吧，只能偷偷買同志雜誌閲讀。雜誌內有交友欄，有人只會列出年齡、身材和聯絡電話，也有人比較大膽，連同照片奉上。
直到中學畢業，波仔才第一次接通這些交友電話，首次在現實生活接觸到另一個男同志。想當然，有些人只是騙飯騙財，但是波仔也有遇過心儀對象談戀愛。初嘗戀愛，新鮮感來得快去得更快，戀情只維持一兩個月，最長一段關係也只得大半年。
「戀愛時間一長，感覺漸淡，只要有另一個人想結識你，而你又對他有點興趣的話，很容易就會放下原本那一段關係。」 波仔説，他不是不享受戀愛帶來的温暖，但是覺得交代行蹤是一種束縛，失去了自己的空間和自由。
九十年代末，網路興起，出現網上論壇、聊天室，以及後期的手機應用程式Grindr，男同志得以在隱藏身分的同時，更容易結識到同道中人，邀約發生性行為。
從此，波仔就沒有再談戀愛，單身至今已經二十年。
為什麼男同志好像較難建立長期的伴侶關係？劉凱亮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，「因為男同志缺乏建立關係的土壤。」 異性戀者談戀愛，父母會高興，加上婚姻制度配合、公共政策支持，擁有充足的土壤滋養關係。相比之下，男同志在成長時已經缺乏機會學習如何發展和維繫關係，加上談戀愛就要擔心「出櫃」的事情，出櫃又可能會丟了工作，甚至失去家人，門檻相當之高。
「即使我今日有一個戀愛對象，我也不會在街上與對方牽手。」波仔説，他不想別人因為他是男同志，然後自動將他與一大堆污名劃上等號。「每一個人都想得到親密感。」劉凱亮分析，「男同志要建立一段穩定的親密關係可謂困難重重，既然會遇上這麼多阻撓，不如找一些容易入手的關係，例如『性』。」
波仔當日嘗試第一次Chemfun，就是因為對方屬於自己喜歡的類型。記者曾追問波仔，為什麼明明第一次曾擔心對方提供的「水煙」是毒品，但是後來又主動邀約？
「因為我想與他玩。」
對方有這麼吸引嗎？
「是啊，因為我喜歡他。」
僅此而已？
「夠了吧，還想怎樣？」
在性與毒品以外
Chemfun的首要賣點是性，而且有藥物加持，比起在Grindr約炮的正常樂趣（normal fun）刺激興奮得多。曾經有參加者比喻，假如正常樂趣是一部黑白粵語長片，Chemfun就是4K高清片。 「然而，Chemfun是more than sex，more than drugs。」 劉凱亮表示，Chemfun是一個多功能空間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各取所需，例如是親密感、歸屬感、認同感，甚至發展出友誼以及愛情。
正如波仔參與一場集體性愛，遇上合眼緣的對象而對方又沒有拒絕他，波仔就會覺得開心，也會自信大增，「原來我也不錯。」大戰一場，藥效退去，眾人稍事休息，對手給波仔遞來枕頭。安頓他之後，對方又問：「口乾嗎？要飲品嗎？我一次過拿給你？」
波仔坦言享受這種毋須談戀愛但又隨手可得的親密感，「有人會主動親吻你，擁抱你，只要上去了就一定會得到這種温暖。」 除了親密感，Chemfun也滿足了波仔的社交需要。未有Chemfun之前，波仔一向都是去公廁或者三溫暖，因為「去酒吧要花錢。」然而，還有一個他沒有説出口的理由，是因為去酒吧而要認識到人，甚至想發展長遠的關係，先決條件是擁有文化資本。波仔自認性格比較害羞內向，因為知道自己不善辭令，從來不敢參與團體聚會，以免講多錯多，或者成為被排擠的一個。
「雖然波仔內向，但是也想交際，也想有一班朋友，Chemfun的空間（對他而言）可説是幾近完美。」 劉凱亮解釋，波仔在這些場合可以跳過所有步驟，直接與心儀的對象開始。波仔亦曾提到，在Chemfun能夠見識到各行行業的人，在其中認識的人也算是朋友，遇上用藥後的皮膚和情緒問題，他也會向這些人請教。
波仔日常的社交圈子甚小，為人寡言，平日有什麼感受或煩惱，他都只會放在心內。然而，只要去到Chemfun的空間，加上藥物令大腦釋放源源不絕的多巴胺，波仔可以放下所有煩惱，全情投入，享受性愛。
「Chemfun的空間又像是社區中心，而且是流動的，由個人自發組成。」 劉凱亮遇過一位搞手，形容自己搞派對就好似大學上莊（參與學生組織），一手一腳訂場、安排藥物、聯絡參加者，見到大家玩得盡興，他就覺得開心，而他從未得到過這種認同感。
這個「社區中心」有時還真的能夠為社群遮風擋雨，劉凱亮在幾年前見過一個年青人，每一晚都出現在不同Chemfun場合，細問之下，才知道他無家可歸，家人知道他是玩Chemfun的男同志，做警察的父親表示要「大義滅親」。「他略有幾分姿色，就以此作為籌碼，穿梭於不同賭桌。」
劉凱亮以賭桌形容Chemfun，因為每一個人在CF場合都手執不同資本，換取自己的需要。有人以外表換取藥物，有人以金錢換取私密空間，有人以藥物換取真愛。在賭桌上，每個人都是有贏有輸，有人能夠忍手離場，也有人會輸掉身家。
波仔的故事只是反映了其中一面。他遇過有人因為社會地位及工作關係而不能出櫃，只能在Chemfun的空間做自己；有人就算有錢有房開私人派對，都情願參加集體性愛，只為求遇上真心受自己吸引的對手，而不是為了自己提供的免費藥物。 「每一個人玩Chemfun，都有自己的故事。」 劉凱亮説。
緩害作為另一種出路
Chemfun作為一個空間，可説是另類偏鋒的Disco、酒吧或是三溫暖，又因為牽涉藥物而變得極度危險，劉凱亮認為Chemfun社群的心態與極限運動者有點相似。社會學家Stephen Lyng曾提出Edgework（刀刃作業）理論，解釋人們喜歡挑戰極限運動，主要是因為高風險會帶來高度興奮。然而，挑戰者通常都會做足安全措施，正如玩Chemfun不是為了尋死，所以要學懂限制用藥劑量，確保自己處於安全網內。
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為用藥性愛的男同志開設的支援計劃Project HERO，曾邀請20位服務使用者參與研究，並問及參加者對Chemfun的取態。只有一位表示維持現狀，另有四位表示應完全戒除，高達15位認為只是要減少使用，並學習管理相關風險。
「參加者來自各行各業，社工、老師、護士、醫生、律師……許多人都會調較鬧鐘上班。」 劉凱亮笑説：「當然大家都想玩到上太空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要設法降落地球，哪怕落地時裙拉褲甩（裙子被扯住，褲子快脱落，形容匆忙狼狽）。」 他表示，自己接觸到的參與者，不少人都希望「長玩長有」，他們知道過於沉迷會丟掉工作，失去收入，他們也知道不能濫藥，不然會導致皮膚潰爛，精神失常，兩者同樣只會落得無法再玩下去的下場。
Chemfun與極限運動的最大分別，在於服食毒品。 「無論你是吸一口冰抑或十口冰，藥物都會損害腦部。」劉凱亮坦言Chemfun絕對有害，亦見過有人因濫藥而崩壞，但是政府需要正視這是部分男同志所選擇的生活方式，暫無其他事物能夠取代，「不然就不會有人玩了Chemfun十幾年也繼續玩下去。」
「用藥者不等於是濫藥者。」 劉凱亮指出，目前香港的禁毒政策強調「不可一，不可再」，只推動完全戒斷的出路，無法治標，更無法治本，推廣「緩害」（Harm Reduction）來得更實際。他表示，無論是使用保險套減低性病傳染、服食美沙酮（毒品替代品）戒海洛英、抑或是使用尼古丁貼戒煙，其實都是不同的緩害手段。
世界衛生組織更於2015年將PrEP（Pre-Exposure Prophylaxis，暴露前預防性投藥）列為全球愛滋病防治的重要措施，截至2020年，全球已有130個國家將世衞的建議納入全國指引，可惜香港仍然未有跟隨。
香港衛生署於2020年以問卷訪問1574位男男性接觸者，其中8.6%受訪者在過去六個月曾經參與Chemfun。另一個支援Chemfun男同志的非牟利機構NJAC工作室，負責人CT深入Twitter做網上外展，在派發HIV檢測包的時候，也曾順道收集社群的性喜好數據。由於Twitter 聚集了更多性文化愛好者，用户回覆更加大膽，其中六成人表示自己在過去12個月曾參與Chemfun，更有高達9成半回覆表示自己在過去12個月曾發生不安全性行為。
CT 表示，Chemfun社群不太瞭解用藥的後遺症，一旦習慣用藥快速處理各種問題或情感需要，藥後其實需要償還。除了改變公共衛生政策的方向，他們亦教育社群有關使用藥物的知識，甚至推動由政府引入PrEP 。然而，歸根究底還是要理解男同志投入Chemfun的動機，而非單純評斷男同志的藥愛行為，才能對用藥愛社群帶來實質幫助。
衛生署目前未有針對Chemfun社群的撥款，非政府機構通常是以防治愛滋病為名取得資助。政府只是著眼於預防社群感染愛滋病，強調定期檢測，但是沒有具體措施處理其中一個源頭問題。 CT在過去一年曾經三次向衛生署遞交申請書，想在聚集最多Chemfun參與者的Twitter開展更深入的工作，可惜始終未能得到撥款。
電影《漂亮男孩》（Beautiful Boy）講述一位父親如何與酗酒並患有毒癮的兒子相處，CT十分喜歡兒子所説的一段台詞：
有人問我：「你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我説：「我是個酒鬼……而且是個癮君子。」
他説：「不，這就是你處理問題的方式。」
訪問波仔的時候，記者在最後問了他兩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是「從小到大，有沒有什麼事情，你做到之後，如今為自己感到自豪？」
「玩了第一次Chemfun。」 波仔笑説：「又刺激，又興奮。」
「那麼，人生有沒有什麼是你很想得到或做到？」
波仔想了想，像小孩般許願：「中六合彩，以及有一個健碩又英俊的男朋友，可惜未做到。」
「只要一個人在充分了解用藥的前提下，認為藥物能夠陪他繼續走下去，其實也沒有問題，但是他首先要理解自己的人生目標。」CT説：「面對人生困頓，有人選擇食甜品，有人選擇不斷談戀愛，有人選擇一放假就去旅行，只是有些人選擇了Chemfun。用藥不是他們的問題，只是他們應對自身問題的方法。」
（為保護採訪對象隱私，波仔為匿名）
